老子说：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合。

人类到这个适合人类生存的世界上，不管愿意不愿意，被抛到一个特定的时空境域中，人就不能不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活，这便是和合生存世界所说的环境界。所谓生活境界，是指人在一定人文语境中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伦理、风俗、宗教环境下，人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维所构成的经历、感情、欲望、爱好、出身、习惯、人格、理想积聚妙凝成一种生活心态和生活方式，是谓生活境界。

孟子曰：四境之内不治，则如之何？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。接着二程和朱熹理体学讲的冯友兰认为，境界是人对于理、气、道、大全的觉解高度而构成的一种人的不同意义世界的精神状态。(76)圣人的这种品格特征犹如庄子所说的真人，也与庄子所说圣人同。明版籍以相数阅，审什伍以相连持，限夫田以断并兼，定五刑以救死亡，益君长以兴政理，急农桑以丰委积，去末作以一本业，敦教学以移性情，表德行以厉风俗。今有其人不遇其时，虽贤，其能行乎？苟遇其时，何难之有？(101)时运、机遇具有偶然性。

因为这是人类动机、欲望、兴趣、情感、意志、观念、信仰、理想、精神、价值活动的追求。无现在，便既没有过去，也没有未来，无过去与未来，也便没有现在。就思想之内容与意趣来说，儒家就是儒家，都是强调人伦日用，孝悌仁义，都相信人必须在一人文所成的世界，去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尊贵可能。

老实说，台湾光复，威权统治，国民党政权当然不是外来政权，但蒋氏政权的做法，对台湾更早的土生公民来说却充满着外来性，这是事实。尤其，当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，作为对立面一端的台湾，喊出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口号。大体来说，台湾的哲学界其实是没有主体性的，在欧美核心国家的支配下，并迎合国家学术权力机制的运作，台湾哲学界的生命力朝向于制式的学术研究，而较乏创意。他虽然一再的强调两层存有论并不是截然区隔，而是融会通贯。

政治权力，只是权，最后他是要回到经，经才是常，才是道。当代新儒家所论述的如何从传统开出现代化，比如：牟宗三极力强调须由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，开出民主科学，这里所说的开出既不是历史发生的次序，也不是实践学习的次序，而是一诠释的逻辑次序，这是在当代新儒家所诠释的中国文化构成的理论下做成的。

也就是说，儒学并不是由学者引进，而是由我们的祖先伴随着他们的生活文化而引进，之后，在明郑时期，经由郑成功、陈永华等的努力，并将相关的一整套政治、社会、经济的构组方式都建立了起来。近一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发展，无疑的，这是一最为重要的里程碑。除了讲学传薪之外，他们更致力于深刻而繁重的学术性工作，因而在理论上迭有创获。或者，我们可以说，哲学面临这样重大的危机，正显示一波根源性的瓦解与重建的问题。

这样的危机且无力的状态，表现在哲学上，却引发了另一层次的存有安宅的探索，当然在另一个对立端的解构张力下，不可能有一衡定的建树。甚至，在日据时期，台湾同胞争取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为了自己的文化教养，想进各种办法，通过民间的书院来保存自己的文字、自己的语言，当然，儒学也就道虽隐微，但却能默运其中。当代新儒家指的是承继宋明儒学，上溯先秦儒学，并对比于西方文化传统，面对现代化社会，采撷了现代学术话语，整合与重铸，而开启了一崭新的儒学传统。就当代新儒家所做的儒学三期说来分，在时段来说，有原始儒家、新儒家以及当代新儒家。

无疑的，台湾之扮演两岸思潮的触动者、对谈者是不能或缺的，是不能不正视的。相对于唐牟二先生缔造了哲学体系，徐复观的成就则在思想史以及对于整个历史社会总体的关注，他带有儒教情怀的政论，笔锋犀利、见解超卓，脍炙人口。

当然，那些被视为恒定不变的实体，也渐转而为大家公认的共名，并且得接受新的时代的考验。这样的下开即是良知的自我坎陷之转出，这是一辩证的转折而开，这却是近于费希特（J.G. Fichte），而遥遥指向黑格尔（G.W.F. Hegel）。

从先秦、两汉、魏晋，隋唐、宋元明清，乃至当代，只要是儒学，一定都肯定这些经典所呈现的义理，所长成的思想。由20世纪进到21世纪，大体说来，可被置于反实体主义的倾向，及其伴随而来的解构风潮来理解。批判，不再只停留于超越的分解，而应辩证的落实，入于生活世界所成的历史社会总体，即势成理，以理导势，成就一社会的批判，进而开启一儒学的革命。如此一来，即使到了清代，台湾一样的参与整个中原大一统，同样在儒教的熏习下长养。台湾不只是遗民世界，台湾更是公民社会，更是民主宪政下的自由乐土。相对来说，在台湾，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儒学与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，而这并不是来自于当代新儒家如何大力鼓吹儒学，刚好相反地，正因为台湾这块土地上本有着丰富的儒教资源，当然不只如此，还有道、佛以及其它各宗教的精神资源，使得当代新儒家可以「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彰」地生长了起来。

遗憾是遗憾，但缺憾还诸天地，仍是创格完人。称他是创格完人的，却是他的政治敌手清朝。

但他却居于无执的存有论所成的纯智所思的安宅，指点人间善恶，规范那执的存有论。历史证明姓朱不姓朱并不重要，台湾就是台湾，台湾是华夏文化与其它先住民、后住民所成的乾坤天地，台湾成了华夏族群最重要的遗民世界。

他看似承继康德超越的分解以稳立知识体系，但却直契陆王，上接孔孟，稳立道德之自我，再下开知识界。当时乡先辈领导台湾文化协会致力本土文化运动，这里所说的本土文化运动当然有别于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，而是道道地地的汉文化运动，而这运动大部分与儒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但无可怀疑的，公民社会的呼声、自由论述的讲求、社区意识的成长、终身学习的重视，已成了台湾最为正面的生长力量。权只有变，道才有统，识得道统，就能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唐、牟、徐之外，张君劢则长居海外，但他所参与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，却适度注入了中华文化的精神，可以说是儒学走向现代化民主宪政的重要里程碑。当然，台湾可贵的是民间社会的生长以及因之而生的草根文化力量，他们往往能跨过学院的限制，成为一具有草创力的生命种子。

正如同他为自己的杂文集取的名字，徐复观认为自己身处在学术与政治之间。超越的分解为的是一形而上的追溯，进而凸显由古代经典所唤起的存在觉知，就在这存在的觉知的召唤下，让这难以跨越的鸿沟有了一诡谲的辩证之销融与连结。

但由于时代精神的限制，牟先生仍只能经由一诡谲的辩证而达到一销融性的和合同一，做成一形而上的圆善我为学生时，颇受熊、唐、牟诸先生之启发，亦曾受教于史作柽先生，于哲学之创作颇有所向往。

顺此来说，则不可说道之为道，此道是实有形态之道，还是境界形态之道。这时候，再回过头来问哲学之为哲学之正当性与合法性何在，将与前先所预设者已有不同。

存在与价值既为和合为一，就不会有实然与应然两橛而分的问题，其于思考就不会只是贴紧着话语来理解，而是会解开话语，契于形象，上溯于意向，以意逆志，至通于道。在宗教之形态上如此，在哲学之比较上如此，这对比是需要的。相对而言，后者多强调言 外有知，知外有思，思外有在，此可以说是自《易经》以来即强调的存在与 价值的和合性之主要思考[xviii]。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

中国当代哲学之有金岳霖之《论道》、冯友兰之《贞元六书》、熊十力之《新唯识论》、牟宗三之《现象与物自身》、唐君毅之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，继之而有成中英之本体诠释学，之创构，刘述先之理一分殊，之再造，吴汝钧之《纯粹力动现象学》，这都是值得讨论的主题。会不会也有人要来发现中国哲学呢？ 我亦常用筷子与叉子作比喻[v]，筷子与叉子是中西不同的餐具，其用法不同，规格亦异。

格义与逆格义之问题，可置于此来理解。道论之所重的道是总体的根源，不是形而上的实体。

义之实，从兄是也（《孟子，离娄下》）。[xxv]关于1958年的宣言由唐君毅先生起草，牟宗三、张君劢、徐复观先生等一起具名发表， 《中 国文化与世界：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》，请参见唐君毅《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》，台北：学生书局， 1975年，第866—929页。